1949年开国大典那会儿，毛主席背后竟站着一个从美国回来的“黑帮头目”，在美国的时候，他可算是“横着走”，就连美国总统都得认他个“小弟”。这个人就是司徒美堂。

司徒美堂，曾经是“洪门”的大佬，不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多次出手帮了我党不少忙，建国之后还担任过重要职位。这人到底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呢？

1868年出生在广东开平的司徒美堂，家里是个贫苦的农家，六岁那年，父亲不幸去世，从此他和母亲相依为命，靠着一点点艰难度日。童年的日子，满满都是坎坷和辛酸。

到了12岁那年，一个从美洲回来的华侨讲述的“金山”故事让司徒美堂非常着迷，心里燃起了出走闯荡的念头。他用母亲那点凑起来的50多块大洋，告别了故乡，乘船一路远航，朝着遥远的美国出发去了。

刚到旧金山码头，美国的流氓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用马粪和脏东西砸了他一身。这种歧视和侮辱让年幼的司徒美堂感到非常难过，也在心里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为了养家糊口，他在唐人街的一家餐馆里当杂工，空闲时就练习武艺、读书，不断提升自己。

那会儿美国的华人，地位不高，生活也挺艰难，为了保命和相互帮衬，大家组建了很多“堂口”，都归属于传统的华人帮派“洪门”。

在1885年，年仅17岁的司徒美堂正式拜堂宣誓，加入了洪门致公堂。当时，洪门致公堂是北美华侨底层群众中规模最大的民间联合组织，秉持“忠诚义气、团结互助”的原则，以“反清复明”作为旗帜。

有一次，美国人在华人餐馆吃霸王餐，还闹事，司徒美堂忍不住了，用点“中国功夫”，把那个流氓打死了。这事一传开，他的名气也随之上涨，不过也引来了死刑的判决。

洪门致公堂号召华侨们众筹资金，准备营救，最后请来了一位刚从法学系毕业的小青年律师——富兰克林·罗斯福，不用多说，就是那位后来连续当了四届美国总统的罗斯福。

经过罗斯福在法庭上的一番角逐，司徒美堂在被关了10个月之后终于获释。这次经历让他的名气直线上升，成了旅美侨界的“侠客”。

1894年，26岁的司徒美堂在波士顿创立了“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口号，安良堂很快崛起成为洪门致公堂的重要力量，覆盖美国的31个城市，成员人数超过两万。

1905年，司徒美堂在纽约设立了“安良总堂”，亲自担任总理，大家都称呼他为“大佬”或“叔父”。他还邀请罗斯福担任社团的法律顾问，二人合作了整整十年。

1904年，孙中山以“洪门大哥”的身份来到美国搞革命，36岁的司徒美堂认识了他，被孙的革命理想深深折服。

司徒美堂不仅亲自当了孙中山的保安和厨子，两人还一起生活了五个月。在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下，司徒美堂的想法从单纯的反清复明，变成了追求民主革命。

之后，司徒美堂和他所领导的洪门组织，拼尽所有，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富，都全力支持孙中山先生的反清革命，实际行动为革命事业出一份力。

1911年广州起义败了之后，同盟会急着要15万美元过日子，司徒美堂当机立断，把北美四个致公堂大厦抵押出去，筹到那笔钱。

辛亥一声胜利，孙中山请司徒美堂回国担任“监印官”，可他用“功成身退”以及“不擅长做官”婉拒了，这种对权位的淡泊和谦逊的品格，一直贯穿他的一生，就像一盏明灯，令人敬佩得五体投地。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一爆发，日军侵占了东北地区，司徒美堂受到很大冲击，他也意识到海外的华人必须齐心协力，携手抗击侵略者。

他主动向曾经对立的协胜堂坦白检讨，随即举行了两场“和平大会”，结束了长时间的内斗。从此，美国东部两大堂口放下过去的成见，齐心协力，联合起来，通过募集华侨捐款，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抗日事业。

1937年“七七”事变一发生，抗战就全面展开了。那年10月18日，纽约的所有侨团联合成立了“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局”，司徒美堂被选为常务委员。

他放下了其他社会活动，专心致志投入到募捐工作中，每天从早上九点一直工作到晚上九点，从未间断过。

抗战八年当中，纽约“筹饷总局”累计筹得了1400万美元的资金，其中由司徒美堂带领的安良堂捐款数额最大。

1945年抗战胜利后，司徒美堂回到国内，亲眼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和软弱，无奈之下与蒋介石会面，结果谈不投缘，只得失望而归。

之后，他亲自跑到南京梅园30号，去见中共的代表周恩来，还参加了中共代表和上海民主人士为他举办的欢迎茶会，一起聊得很投机，感情也逐渐加深。

周总理代表中共亲自到司徒美堂的住所，两次与他长谈，促膝而谈，还邀请他去解放区参观，经过一番对比，司徒美堂的态度悄悄发生了变化，逐渐疏远国民党，慢慢靠向了共产党。

1948年，他公开发表声明，支持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张。到次年1月20日，毛主席写信给司徒美堂，真诚邀请他回国参加会议。

1949年9月，司徒美堂作为美洲华侨的代表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以及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在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司徒美堂发表了题为《华侨热望新中国的出现》的讲话，他真情实感地表示：

海外华侨一直以来都对祖国充满深厚感情，积极投身革命事业，不过以前并未真正受到祖国的关心和照顾。“如今，凭借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战，这个心愿终于实现了。”

已经80多岁的司徒美堂，每次开会都准时到场，踊跃参与讨论，充分展现了华侨代表的担当。在谈到国名问题时，他坚定支持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留下“中华民国”的简称。

他语气坚定地问道：“不妨我们好好想想，共产党带领的这次革命，跟辛亥革命究竟有啥不同？”

要是大家都认可这个区别，那咱们的国名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民国”不过是一块败坏的招牌，早该扔掉，别再让它害得国家和百姓受苦。

在开国大典那会儿，因为司徒美堂年纪大了，行动不太方便，相关部门特意准备了一把藤椅，让工作人员抬着他一块儿登上天安门城楼。

就这样，这位须发飘扬、精神饱满的八十多岁的老人，作为年龄最大的代表之一，站在了毛主席身后，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

开国大典一结束，司徒美堂原本打算再度“功成身退”，可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热情挽留下，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继续参与政治和讨论国家大事。

五年的新中国岁月中，他亲眼目睹这片他毕生为之奋斗的土地，终于摆脱了贫困落后、任人宰割的命运。

有位自称“洪门大佬”的老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用自己的方式决定了国家的走向，也找到了自己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