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吴启讷《日本的亚洲思维及殖民台湾初期舆论对戊戌中国知识人的影响》(《东方学刊》，2018年冬季刊，页17-26)一文也提到了戊戌合邦问题。参见:

https://cifu.fudan.edu.cn/8b/3c/c12233a166716/page.htm

吴文中第四节《中国知识界对日本模式的钦羡》提到了《大东合邦论》、杨深秀、宋伯鲁奏折，注释20与21也提到了我2009年在韩国发表的《失落的真相－晚清戊戌变法时期的“合邦”论与戊戌政变的关系》（韩国《中国史研究》第61辑，2009年8月，第177－210页）一文，看似没有问题。

不过，仔细看吴文的注释，注16谈到开懋勤殿与杨深秀的奏折，注17谈到宋伯鲁奏折，注18谈到洪汝冲奏折，注19谈到李提摩太新政策，却与谌旭彬的《中国1864-1911》相似。诸如“康党骨干宋伯鲁”的用法，总结宋伯鲁的建议说道:1、“四国” 合为“一邦”。2、四国既有政府作废，另起炉灶，自四国中选出百人，组成新“邦”的新政府。3、新政府拥有管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的大权。还有李提摩太《新政策》中“李提摩太本人力强年富”、“李氏本人素来不懂”的用语，这些都是谌旭彬2012年《中国1864-1911》一书中的内容，但吴先生的注释写的却是我2009年《失落的真相》一文，看来吴先生也知道谌是从我这里抄来的。不过，吴先生你为何不核对原文呢?直接把谌的文章复制贴上，然后注释说是出自我的文章，这有点奇怪吧?

吴先生是台湾顶级学术研究机构的副研究员，写论文也如此草率，令人啼笑皆非。

吴启讷个人网址:

https://www.mh.sinica.edu.tw/UserDetail.aspx?userID=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