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万隆会议闭幕前夕的雨夜里，周总理向几位亚洲和非洲代表谈到中国分裂局面时，语调低沉却笃定：“台湾问题迟早要解决。”那句在场者事后回忆仍能清晰听见的承诺，并非外交客套，而是随后一年里密集行动的序曲。

国共对峙已六年。1949年12月蒋介石飞离成都，1月金门海面炮火尚未停息，他的座机先落舟山后转台北。三个月后，朝鲜半岛燃起战火，美第七舰队闯入台湾海峡，局势骤然被冻结。抗美援朝结束后，北京高层抓住国际格局松动的缝隙，开始重新谋划海峡两岸的未来。

1953年春，华盛顿换了主人，艾森豪威尔的“强力外交”初现凶险，却难兼顾远东所有战线。朝鲜停战签字的那一刻，美军参谋机关已在为东南亚调兵。中南海看到的并非单纯威胁，更是一线机遇——美台关系终有松动一天，只要国民党方面出现哪怕半点犹豫，谈判窗口便会出现。

同年冬，毛主席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小范围座谈，他缓缓翻着手边的地图，指尖停在台湾位置，“他们中有人仍认同一个中国，力量不可小觑。”周总理接口说，“要有人去搭桥。”人选旋即确定：章士钊。

章士钊当时七十三岁，步履虽慢，思维却依旧敏捷。1912年起草《申报馆声明》的潇洒笔锋，让沪宁两地政要都对他敬他三分；而他在北平多次营救李大钊、陈独秀的往事，更让中共高层信任他。1956年1月初，他提着一只旧藤箱抵香港，在铜锣湾一间茶楼悄悄递出第一封“求同信”。

信件内容如今已公开：四条建议，最关键一句是“除台湾交中央统一管理外，其余行政、军事、财政暂维原状”。章士钊要求对方尽快答复，但蒋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踱步整整一年。期间，他翻阅情报处送来的大陆报纸，既震惊于“合作化”的速度，又诧异北京对自己保留头衔的提议。

1957年2月，蒋介石终于让爱将宋宜山绕道香港、广州秘密赴京。宋到北京那天，天寒地冻，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接待他的是李维汉、罗青长。李维汉言简意赅：“归来即自治，名义仍由你们使用；人事不动，经济可援，唯一先决——美军撤离。”宋认真记录，末了补上一句：“蒋先生要耳闻周公的话。”李维汉沉默几秒：“周总理会有表示，但此次他不现身。”

宋宜山回台后，连夜写成一万三千字报告。蒋介石翻到第三页，眉头紧锁，他不满“大陆建设日新月异”之类夸赞，命人封存文件并停止接触。然而就在内部会议上，他仍反复强调“一个中国”，既拒绝放弃金马，也不肯完全倒向美方的“划峡而治”方案。矛盾心理，让谈判再次停摆。

停摆不代表沉寂。1958年8月金门炮战爆发，两岸炮口对准对方的同时，另一条暗线继续延伸。此时出场的是曹聚仁。曹早年在《文汇报》开专栏抨击日伪，国共双方都敬其为敢言之士。1960年秋，他获邀赴京。毛主席同他谈到台湾时用了一个比喻：“大江东去，河两岸终需石桥。”周总理随后补充：“蒋氏父子若回，坚持不问旧事，可以来中央任职。”

曹聚仁旋即把这番话带去台北，蒋经国听完沉默片刻，轻声说：“倘若真能相向而行，百姓之福。”这句回答虽含糊，却是首度透出积极信号。蒋介石更加谨慎，他要曹聚仁顺道回奉化溪口，拍几张故居近照，似乎在衡量故土重踏的可能性。

1963年1月，中南海最终敲定“一纲四目”：纲是统一后“一切依你们意见办理”，目包括外交归中央、军政经费可援、改革暂缓及互不派特务。张治中、傅作义分别在香港、澳门把文件转交给台方。蒋介石反复读后，赞同文本总体思路，却坚持在细节上反复斟酌，尤其对“海空军调归解放军指挥”仍有保留。

同年5月，周总理南下广州表面上检阅第七舰队缴获器材，实则会晤台湾使者。夜谈至子时，他抬起茶盏：“美国重在牵制，我们双方若缺乏互信，他们便坐收渔利。”特使连连点头，告辞时周总理递出一瓶贵州老酒，“转交给经国先生，聊表心意。”

1964年初，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回桂林定居，途经北京受万人欢迎的场景，迅速传到台北。白崇禧感慨“同朝旧臣尚得善终”，蒋介石心事愈发复杂。1965年7月18日深夜，王济慈登门找曹聚仁，气喘吁吁：“经国到了香港，请你即刻赴会。”二人次日登上外海抛锚的“太康号”。甲板上，蒋经国直截了当：“如果美国撤走援助，大陆能否维持台湾现有生活水准？”曹答：“北京愿按当年美援标准拨款，且不限年限。”

随后几天，日月潭涵碧楼三人密谈，并草拟六项决议：蒋介石父子择地定居、台湾高度自治、经费照拨、海空军交解放军、厦金合并、民众待遇不降。曹聚仁返回上海，连夜整理密电递交中南海。翻阅电文的周总理当场写下批示：“可行，可谈。”

就在各方准备敲定接触地点时，1966年初国内政治风暴骤起。北京决策核心自顾不暇，两岸沟通被迫中断。章士钊逝于1967年，曹聚仁病逝于1972年，桥梁的双端相继断折。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1976年9月毛主席离世，熟悉旧账的几位当事人尽数淡出，历史齿轮嘎然停滞。

回头看，1956年前后那段反复试探、忽进忽退的博弈，是两岸距离统一最近的一次。周总理“蒋氏父子可来中央任职”的承诺，既是政治谋划，也是胸襟使然。可惜时代瞬息，窗口稍纵即逝，最终定格为长久悬而未决的章节。

后记·未竟的棋局

1978年12月，中美正式建交，华府承诺撤销与台“外交关系”，两岸议题再度进入北京日程。彼时邓小平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显然吸纳了六十年代“一纲四目”的框架。倘若章士钊、曹聚仁尚在，他们会惊讶地发现，新思路与当年设想高度重合——自治、高度财政自主、中央不派干部、军队逐步整合，俨然在延续那场被打断的对话。

进入八十年代，蒋经国也曾释放相似信号。1981年他公开讲“一定要以国家统一为前提”，虽未明确接受大陆方案，但仓促提出“国统纲领”的设想，道理其实如出一辙。遗憾的是，美方对台军售、岛内内部竞逐，再一次让机会沉入海峡漩涡。

纵观百年，两岸议题不缺方案，缺的是双方都能同时伸手的节拍。历史经常把契机递到桌前，却要求所有人眼疾手快才能抓住。半世纪前未能落子的棋局至今仍摆在原位，棋盘边缘多了几道风雨侵蚀的痕迹，却没谁敢轻言弃局。倘若下一次窗口出现，决策者能否想起周总理那句“既往不咎，回归可商”的简单承诺？答案尚在风里，但棋子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