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9日，对于卢汉而言，是极具转折意义的一天。这一天，他向全国正式通电宣布起义。正是由于他的这一决断，云南得以实现和平解放，而卢汉无疑应在其中记下头功。

通常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对于主动起义并归顺的新将领总是十分欢迎的，按往常惯例，理应第一时间致电表示祝贺。但令人意外的是，中央直到三天之后才发去问候。这背后其实另有缘由卢汉的一项举动引发了中央的不悦。沈醉的女儿在整理其父回忆录时，曾分析出卢汉在关键时刻的失误。究竟是什么让中央产生了不满呢？

众所周知，蒋介石对于大权的渴望从未减弱，对各地实力派的约束早有谋算。在众多地方军阀中，“云南王”龙云是不得不提的一位。抗战时期，尽管蒋介石对龙云颇有微词，但考虑到战事需要，他不得不依赖龙云与滇军的力量。处理龙云过于仓促，无疑会影响整个西南地区的军心。

抗战刚结束没多久，蒋介石便将亲信杜聿明派到云南，事实上，他和龙云之间早已积怨。龙云只求在云南自立为王，而对于“地方割据”，蒋介石最为忌讳。众所周知，杜聿明一直对蒋言听计从。很快，龙云在五华山被杜聿明包围。虽然作为龙云的表弟，卢汉原本有机会援救，但蒋介石已经在他面前许下承诺：只要能逼龙云退位，云南的权力归卢汉所有。

在利益面前，卢汉选择旁观。倘若不是由于云南地方势力错综复杂，蒋的人在当地缺乏根基，卢汉也未必能顺利上位。杜聿明原本被赋予掌控云南的重任，但滇军未必买账。

卢汉最终接手云南，但与龙云相比，他的根基并不牢固。虽说有亲缘和滇军经历，但真正的威信尚不足以让各方信服。事实上，老蒋并未彻底放手，云南依然分布着不少他的心腹。那些老资格的军官多属于龙云旧部，而年轻一代则倾向蒋介石，于是卢汉的处境始终窘迫。

随着解放战争逐步推进，国民党在东北屡遭重挫，蒋介石的重心不得不转向大局。也正是在这期间，卢汉逐步扩展了自己的势力，增强了军队实力。

国民党节节败退的实际情况让卢汉看不到未来。东北、中原接连丢城失地，败局已现。当此关头，卢汉以其独特的地位开始思考转向，与中共建立联系成为他的选择。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主动寻求龙云帮助，希望能借前者之力与共产党牵线。尽管曾因权力产生矛盾，龙云终究还是同意了卢汉的请求。

局势一触即发。蒋介石在卢汉身边安排了众多耳目，而卢汉起义的迹象很快被何绍周察觉并上报中央。幸运之处在于，张群周旋其间，不仅为卢汉卸下嫌疑，还将何绍周调离云南。由此，卢汉的行动变得相对安全。

卢汉急于联系中共，希望尽快组织起义。周恩来出于云南复杂形势的考虑，建议他耐心等待大军抵达。身在香港的龙云却误以为卢汉意志不定，遂主动发布起义声明，为卢汉创造了有利时机，这一消息对蒋介石造成巨大冲击，他立即召卢汉赴重庆。

在张群的庇护下，卢汉平安返回昆明。彼时，新中国的成立已经宣告，国民党仅剩零星抵抗。卢汉清楚，自己继续观望已无可能，必须及早起义。从北方南下的解放军正向西南推进，国民党残存的力量正在被逐步清除，使得卢汉愈发焦虑。他便召集高层会议，商定起义的时间和实施细则。

正当一切有序进行时，张群突然来到昆明。这一次，他是带着蒋介石的指令，要求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卢汉自然不能同意，但因与张群的私交，他仅以托辞婉拒。张群仍对卢汉的不忍转变心存期待，殊不知卢汉已秘密决断。张群此行反而加速了卢汉的起义进程。

卢汉随即与中共在云南的地下组织联系，确定了三天后的行动计划。这种缜密安排，为了防止意外。这天傍晚，卢汉邀请云南驻军的国民党将领共聚一堂，甚至连外交、侦查等各方中立人员也被请来。显然，这是掩人耳目的措施，旨在迷惑重庆方面。

意外再度发生。张群依然不肯死心，当天下午再度登门劝阻。此时卢汉事务繁忙，便让人将张群接到卢公馆暂候，而此刻他已在部署起义事宜。当二人再见时，事态已无法逆转，卢汉的起义通电已经发出，多数滇军归顺，只有极少数顽固势力作困兽之斗，云南基本实现了和平解放。

中共中央得到张群落在卢汉手中的消息极为振奋，特别是周恩来，希望借张群与国民党交换长期被囚禁的张学良。长久以来，张学良事件令中共有所遗憾。当年，周恩来告别张治中时还曾许诺不能再负一位“姓张的朋友”。如果能用张群换人，或许有一线希望。

但出人意料的是，卢汉出于个人情谊，在未请示的情况下擅自放走了张群。周恩来对此极为不满，毕竟这种未顾大局的行为本不应发生在刚刚起义、身份特殊的卢汉身上。这一事件不仅让中央生疑，也是中央迟至三天后才予回复的重要原因。

沈醉的女儿考证沈醉回忆录时，亦对此事件有记录。卢汉本人后来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努力弥补影响。他在写给刘文辉的信中还建议如果有机会，应尽力控制蒋介石本人，称“张群之于蒋介石不可同日而语”。遗憾的是，那封信被蒋介石截获，未能产生更大作用。

云南和平解放后，考虑到卢汉在本地的根基和影响力，中央让其继续留在云南，投入地方建设。在此后的十余年里，卢汉持续为家乡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