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军中，曾有一位与众不同的开国将领，被誉为“万年参谋长”的李达。

他的经历在全军高级将领中堪称独步天下，自1932年起担任红八军独立第一师的参谋长一职，此后便始终坚守此位。

历任红八军参谋长（1932年2月）、红八军参谋长（1932年11月）、红六军团参谋长（1934年8月）、红二方军团参谋长（1934年10月）、红二方面军参谋长（1936年2月）、援西军参谋长（1937年2月）、八路军129师司令部参谋处长（1937年7月，该职等同于预备参谋长）、129师参谋长（1938年12月）。

自那以后，我长期担任刘伯承的参谋长，其间虽有短暂时期兼任太行军区司令员，但多数时间均身处参谋长一职。我曾服务于晋冀鲁豫军区、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以及西南军区，担任参谋长一职。1953年，我参与入朝作战，并在志愿军中再度担任参谋长。

在长达21年的参谋长任途中，尽管我的职务不断攀升，但所担任的岗位性质始终如一。

与他同期任职参谋长的诸多将领，纷纷被委以兵团司令的重任。其中，东野（四野）的参谋长萧劲光、刘亚楼，华野（三野）的参谋长陈士榘，均先后被外调担任兵团司令员。相较之下，李达虽名声显赫、能力出众、资历深厚，却未能得到进一步晋升，换岗的机会。这一现象，无疑引人深思。

李达上将的参谋生涯主要是在刘伯承元帅的领导下度过的，这一历程贯穿了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十二年，再加上西南军区的一年，累计达到了十三年之久。在审视李达上将的生平事迹时，我们尤其关注他与刘伯承元帅之间的默契合作。

为了透彻理解这一课题，揭示现象背后之实质，我们必须首先确立一个军事组织学的核心原则。

司令与参谋长角色定位。

从两场战役谈起。

一场战役，那是徐向前元帅指挥下的川陕苏区抵御六路围攻的英勇斗争；另一场，则是淮海战役中，英勇部队对黄百韬所部发动的包围与攻击。

细节之处暂且不表，毕竟皆以胜利告终。然而，细加对比，不难发现这两场战役的指挥官风格迥异，颇具特色。

在川陕反围攻的战斗中，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主导了整个战役的布局与实施。从战略构想的制定到具体战斗行动的指挥，徐向前始终扮演着核心角色，是队伍的灵魂与支柱，更是当之无愧的指挥员。

围攻黄百韬的情形则有所不同。粟裕难以做到完全独断专行，他一方面派遣陈士榘率领一个前进指挥所前往前线近邻地带进行指挥，另一方面与副参谋长张震在野司共同商讨后续的作战策略。由此可见，粟裕对于前线战役的战术层面已基本不再进行干预。

为何同样身为方面军指挥官，他们的能力差异如此显著？徐向前是否真的具备无所不能的能力，无需参谋长的协助来制定和执行战略决策？难道粟裕的能力与徐向前相差如此之多，以至于没有参谋长的支持便无法有效指挥作战？

我们以这两位超凡脱俗的大家为例，旨在使大家能够更直观地体会到二者之间的差异。

此现象的出现，并非源于两位高人之间技艺的明显差异，实则在于不同的作战环境对军事指挥官带来的影响与所提出的要求各不相同。

徐向前元帅在川陕地区所面对的是川军。本人曾对川军的军事素质进行过总结，他们正处于从冷兵器向热兵器作战模式的过渡期。虽然他们手中的武器包括了枪、炮、炸弹，但其军事思想依然停留在冷兵器的时代。在兵力部署上，川军更依赖人力而非火力的综合运用，以数量取胜，而非将两者有效结合。在作战指挥方面，主要以主将的直接命令为主，战前缺乏周密的筹划，战斗往往依赖于即兴反应，缺乏系统性的战略部署。

徐帅以其卓越的才能，对付他们可谓是降维打击，无需进行过于周详严密的战前策划，亦无需复杂的兵力部署。因此，参谋长的存在与否，对徐帅指挥的顺利与否影响并不显著。

在指挥淮海战役时，粟裕所面对的国民党军，其现代化程度远超川军地方部队。这支敌军兵种多样、兵力雄厚、训练有素，无论是行军调度、士兵的战斗技能、通信与情报搜集能力，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因此，我军必须在这些各个方面全面或大部分超越敌方，方能确保胜利在握。

粟裕需对众多兵力进行全方位的调配，实时搜集各类情报，对瞬息万变的敌情进行迅速把握和精准应对，形成有效的战略部署。试问，谁能指挥三十余万大军而能独运筹帷幄、随心所欲？若不依靠强大的参谋团队提供情报支持，开展集体智慧的分析，又怎能承担如此繁重的指挥重任？

当然，粟裕大将那超凡脱俗的风采，在战场上的影响力无疑位居首位。然而，若非陈士榘、张震以及华野司令部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粟大将那卓越的指挥才能恐将大打折扣。

细察历史，不难发现，自苏中战役的七战七捷，至宿北、鲁南战役，再到莱芜、孟良崮之战，乃至沙土集、豫东、济南等战役，粟大将军麾下的参谋长一职，其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愈发重要。

通过对比徐粟二人，我们能够更清晰地洞察刘伯承与李达参谋长之间的密切关系。

刘伯承元帅的学术造诣与徐帅不相上下，然而，他的专业训练起步更早，所经历的各类军事环境更为丰富，对军事理论的钻研亦更为深入。因此，他对部队正规化建设的追求尤为坚定，尤其对司令部和参谋长一职给予了极高的重视。

简而言之，这就像是在下象棋。业余爱好者往往只是简单地记住了“马走日、象走田、车走直线、炮翻山”的基本规则，便迫不及待地投入棋局，然而随着棋局的深入，他们往往难以达到那些经过专业训练的棋手所达到的水平。

这究竟是出于何种原因呢？职业训练遵循的是一套相对系统且科学的方法，它侧重于对布局、中局以及残局的深入训练，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致力于基础技能的巩固。

司令部的建设，作为军事专业领域的首要关切，理应受到我们的高度重视。

刘伯承元帅在翻译苏联军事著作的过程中，曾对我军不同历史时期参谋长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进行了生动阐释。起初，参谋长仅是隶属于指挥员的从属，其指挥职能显得颇为简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角色逐渐演变为具备参谋职能，最终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参谋团队。

他提出的“五行术”颇具深意，强调若五行不定，则必败无疑。所谓五行，即指挥员对任务、敌情、我情、地形以及时间等因素的综合评估。

等等。

刘帅自始至终都极为重视参谋长的地位与作用，他本人亦努力遵循司令员与参谋长之间合理分工的角色设定，严格自律。

让我们通过两件具体事件，一探究竟，了解刘帅对李达的真实情感与看法。

1941年二月，刘邓二位领导主持召开了太行军区党委的扩大会议。会上，刘伯承同志发表了一篇长达万言的报告。报告内容丰富，论述全面，尤为显著的是其理论深度和高度。

不妨将刘伯承与粟裕的文风进行一番对比，差异便会一目了然。图中一展示了刘伯承所撰报告的部分截图，而图中二则收录了粟裕于1945年8月在苏浙军区干部会议上发表的演讲内容。

这两次会议虽在时代背景上存在细微差异，但它们所面向的对象均为全军区干部，其核心目标均为凝聚共识，引领后续战略部署。

刘帅的汇报展现了极强的逻辑性和系统性，将作战手段精炼为武力冲突、政治斗争、经济对抗和意识形态较量等多个方面。虽然初读显得清晰简洁，然而具体如何实施，与实际情境的结合点又在何处，这些问题令人深思。在那个时期，鉴于干部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要深刻领会刘帅所提出的深奥且学术化的战略理念，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审视粟裕的演说，其中鲜少出现这类抽象的定义词汇，他更多的是将理论与具体的人物和事件相结合。虽然这样的表述可能略显缺乏宏观的指导意义和普遍适用性，但其优点在于，基层干部即便文化水平不高，也能轻松理解，并且明了如何付诸实践。

刘帅显然也察觉到了这一困境。为此，他急需一位既能准确理解其战略意图，又能将之转化为切实可行行动方案的得力助手。

此人即参谋长。

在查阅李达参谋长的传记时，我并未发现直接提及他协助刘伯承进行解释与落实工作的具体事例。然而，在《李达文选》中，却意外地找到了令人振奋的线索。

如下图所示，李达于1941年7月主持召开了太行军区团级以上单位参谋长会议。

请大家留意这个时间节点，会议是在五个月后召开的。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并非是应景之会，也非仅仅是为了应付刘伯承而匆忙举办的。相反，它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扎实筹备的会议，旨在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当然，考虑到1941年抗战形势的紧张，太行军区可能因战事而延误了会议的召开，但长达五个月的筹备期，无疑显示出了充分的准备。

首先，司令部与参谋长并非司令个人专属的幕僚，而应逐步演变为一个现代化的参谋团队。

其次，司令部的三大核心职能包括：精心制定作战策略，精准而详尽的敌情侦察，以及构建高效的通信网络。这一系列举措，实则是对刘伯承所倡导的“五行术”的深刻践行与阐释。

第三，司令部成员非但不应仅限于传令兵与速记员，更应配备具备深厚知识储备的专业人才。

在此次报告中，李达深刻地指出了红四方面军司令部早期工作中的诸多弊病。他指出，因北大才子弓长兄的不当行为，导致红四方面军人才大量流失，各项机制未能有效建立，使得司令部的工作几乎处于瘫痪状态。鉴于129师部队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改编而成，因此，回顾这一历史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在先前的论述中，作者以徐向前元帅在川陕苏区领导反六路围攻的战例为引，探讨了司令部为何显得缺乏存在感的问题。对此，李达参谋长以简洁的数语揭示了其中的关键因素。

目光锐利无比！此类事宜，虽鲜有人提及，却逃不过李达那双锐利的眼睛。

鲁西南战役指挥。

鲁西南战役堪称一场极其复杂、零散且难以驾驭的战役。该战役涵盖了歼灭整三师、攻克邱清泉指挥的第五军、击败胡琏率领的整十一师，以及鄄城战役等一系列关键战斗。

战役样式各异。

整编三师旨在充分调动敌方力量，并在运动战中将其围歼，作为三路并进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稍后，在巨野战役中，针对邱清泉部，我军主力部队大多处于休整状态。陈再道所率的二纵则奋勇担当，顽强抗击第五军的进攻。面对我军的坚定抵抗，第五军未能得手，遂主动撤退。这场战斗是一场激烈的防御战。

不久后，对整编第十一师进行部署，先以第二纵队吸引胡琏的注意，随后集结第三、第六、第七纵队（其中第七纵队由杨勇率领，后改编为新第一纵队）做好反击和围剿的准备。然而，胡琏狡诈，成功逃脱。

最终，我军乘胜追击，攻克了鄄城，成功歼灭了整编68师的一个旅以及整编55师的一个团，这无疑是一场典型的攻坚之战。

虽然战役历时漫长，且每场战斗中消灭敌人数量有限，声名不及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显赫。然而，整个系列战役累计歼敌人数高达三万余人，其战绩与孟良崮战役不相上下。

我们关注的并非单纯的歼敌数量，而是对一系列战役中巧妙运用的战术之多、之繁复感到惊讶，它们令人目不暇接。凭借着5万余人，我们东打西挡，使得数倍于我的国民党精锐部队无从下手。

胡琏自诩其战斗力在五大主力中首屈一指，即便面对邱清泉的第五军亦不敢有丝毫轻慢之心。然而，此战过后，他不禁感叹，国军中赫赫有名的五大主力，竟然连刘伯承也难以击败。整编十一师召开了一次检讨会议，国军军官们纷纷说道：“两支装备精良的美械部队，被誉为五大主力的王牌之师，却一个未能攻克龙固集（邱清泉所部），另一个未能坚守张凤集（胡琏所部），为何我们的表现竟是如此拙劣！”

述说至此，我们不妨深入探讨作战实施过程中的诸多学问。

面对众多国民党军的正规部队和精锐部队，我军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战术，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防守时而进攻，单凭刘伯承一人之力能够胜任吗？显然不能。

即便刘伯承的智谋堪比诸葛孔明，他亦离不开一支坚实的参谋团队来负责侦察、维护通讯、协调各部队行动，尤其是拟定作战计划。如此庞大、机动、多变的作战，单凭个人的智慧和体力是远远不够的。

《李达文选》汇编中收录了李达先生晚年撰写的回忆文章，文中生动描绘了昔日战场上的指挥景象，使读者得以一窥当年的军事风貌。

李达言道，针对定陶战役中对整编第三师的对抗，刘伯承首先与李达一同率领司令部人员，对敌情进行了深入研究与分析，旨在明确敌人三路进攻的具体情况。

在此基础上，刘邓首长毅然决然地确立了我军先击溃整三师的战略目标。

然而，这一决心尚属粗略且具方向性的指导方针。如何将其转化为具体的实施计划，即确定哪个纵队负责主攻，哪个担任支援，作战阵地应预设于何地，以及战斗结束后应向何方转移等，这些问题亟待明确。

这一切均属李达之责。李达回忆道，他随后依据刘邓首长的坚定意志，经过深思熟虑的分析与研究，精心起草并制定了《定陶战役基本命令》，明确划分了各纵队的具体任务。刘伯承随即与政委、副司令、副政委一同，加上李达，联名签署并发布了这一命令。

在战火纷飞之际，指挥官亦不能袖手旁观，坐视部下独自奋战。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紧密跟踪战局发展，及时调整战术，调度兵力。李达屡次精心拟制并签发作战指令，将刘伯承的战略意图精准无误地转化为具体可执行的命令。

参谋长，常处司令员的幕后，此观点朱德、刘伯承曾有过精辟的阐述。显而易见，李达参谋长对此领悟深刻，并付诸实践，在长达十几年的紧密协作中，他出色地履行了参谋长的职责，使得刘伯承指挥自如，得心应手。

刘伯承对这位出色的参谋长情有独钟，不舍得将其调任兵团司令，此举是否显得有些可惜？兵团司令一职无疑是对其职位的提升，亦有助于战功的累积。然而，刘伯承可能基于指挥作战更为便捷的考量，同时或许也考虑到强化部队正规化建设的需要，坚信李达在参谋长的岗位上能更充分地施展其才干，为部队的战斗贡献更多力量。因此，他始终未将李达派往兵团司令的岗位。

在1955年的开国将领大授衔仪式中，评定为上将的一项关键条件便是其职务须达到兵团级。

在各大兵团，司令员与政委大多为上将之尊，而其中亦不乏晋升为大将者。至于野战军及军区参谋长的职位，则未必均为上将，诸如阎揆要、唐延杰、张震等便是例证。然而，每逢军委审议晋升上将的名单时，李达参谋长的名字始终位列其中。诸多原本预定的上将人选，最终调整降为中将，唯独毛主席对李达始终未曾有所变动。事实上，李达在建国后所担任的职务显赫，已晋升至正兵团级。这一切成就，无不源于他在解放战争中的卓越军功。换句话说，毛主席不仅认可李达的赫赫战功，而且认为刘伯承将李达任命为参谋长并坚守十三年之久，实乃明智之举。

用人得当，才能发挥才华。

#我的封神名场面#